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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可是我找不到Ethan刚才在的地方了。”
“后来找到了吗？”
“一直没找到，雨停了，太阳出来了还没找到。”
“结束了吗？”大概，Christian对我梦中的故事没那么感兴趣，因此，催促着问道。
我回答：“结束了。”
我合上报纸，品尝了Christian送来的食物，他着急赶回去，我们就没再多聊，我再次尝试给Ethan打电话，还是无人接听。
近几天的工作格外繁重，加班到深夜，又要在八点钟之前起床开会，在中国的朋友告诉我暂时不用回去，但出差即将结束，我还是想回去的。
机票的价格翻了几番，我一边进行这一项工作的收尾，一边计划回中国的行程，Ethan又发了朋友圈，只有字没有图，他说：开始想念在赛道上的日子了，现在透气都是一种奢望。
我想在评论中询问他的近况，但想了想，他不会接我的电话，当然也不会回复我，于是，我们仍旧没能联系。
在柏林见到高中时候旧友，一男一女，他们现在是生了两个孩子的夫妻，男士问我：“现在不常回来了吧？”
“基本上都在中国。”
女士把购物袋放进车里，笑着问：“那现在，应该找到一个喜欢的中国姑娘了吧？”
“没。”我也微笑着和她摇头。
“你上学的时候就说要娶一个中国姑娘。”
我实在不记得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，笑了笑，说：“是吗？我好像忘了。”
他们从车里拿了一盒饼干，热情地让我带回去，还问：“中国暂时不能回去的，对吧？”
“我已经买好机票了，很快就回去。”
“注意安全啊，那里有病毒，要小心。”
我忽然非常生气，我说：“即便我不去，也有很多人生活在那儿，那里有病毒，没错，但也有我想见的人。”
我没理由谴责他们，我只是忽然很感性，脑子里反复响起菲子的话。
我不知道几个月都心情不好是什么感觉。
可我很担心。
拿到机票的时候，我发了朋友圈，写道：说走就走，回去了，要好好吃一顿四川火锅。
傍晚登机，从法兰克福飞上海，第二天上午才到。
没想到，Ethan居然评论了我的动态，他说：外行，重庆火锅才最好吃。
我说：但暂时只能吃到上海火锅。
我的电话已经被在德国的家人朋友打爆了，但只接了我妈妈的电话，她说所有人都在担心我。
“抱歉，我必须要回去，”我说，“不用担心我，我会保护自己。”
一个有微弱阳光的多云天，我住进了统一的隔离酒店，而和我一起乘机的，大多数都是旅居德国的中国人。
我的iPad壁纸还是没换。
线上办公，要更经常地用它，于是，我总能见到Ethan，有一次，竟然不知不觉看了很久，直到窗外一辆车经过时鸣笛，我才回过神，想起自己要找年前的某篇会议笔记。
这段隔离的时光，格外漫长。
从前的某一天，天还是不冷的，那时，我们在珠海度过复杂的几天，复杂是因为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太清楚，还有，Ethan的态度让我摸不透。
现在想一想，好像什么都清楚了。
但，什么也都来不及了，不是么？
我不确定我将要挽回什么，或是正在挽回什么，我只想快点见到Ethan，想他快点回到北京。
没理由不担心他，在那种情势下，他一个连饭都不会煮的人，肯定无法正常地生活，甚至，生存都会变成问题。
我灵光一现，然后，便开始苛责自己的愚钝，我居然忽视了最应该联系的人。
很快给左女士拨了电话，她很温柔地，说：“好久没联系了，Frank，怎么样，隔离还顺利吗？”
“顺利，我……我想问一问Ethan他最近怎么样了，知道他滞留武汉，但我联系不上他，挺担心的。”
“他不是滞留的，他就是故意不回来，”左女士很无奈，她叹了两次气，说，“我算是真的得罪他了，不怕你看笑话，现在他连我的电话都不接了，就因为我结婚的事。”
这次通话，我没得到任何的助力，反倒惹得左女士哽咽，我安慰了她很久，然后，才结束了通话。
我再次试着给Ethan发消息，虽然之前的很多条没有回复。
我说：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看，你妈妈现在很担心你，我联系了她，她一直在哭，如果有时间，给她打个电话吧，至于他们结婚的事，你可以选择不接受的。
我说：我一直呆在酒店的房间里，你那边应该也是这种情况吧，很寂寞，我知道。
我说：不知道我做什么才能换来你的开心。
我说：等疫情过去了，和我一起回科隆吧，也体验一下乡下的生活，有很多果子，还有很多小动物，猫和狗都有，兔子也有。
我说。
对不起。
第14章
（FR. 左渤遥）
刮着大风的、特别冷的一天，Frank忽然出现在距离我不到三公里的地方，我看到他的朋友圈，这才去看和他的聊天界面，很久没打开了，最近的消息是他今早发给我的。
说：“争取了一次去武汉考察的机会，如果需要什么，我帮你带。”
还说：“封城结束我才回去。”
一时间，漫上我心头的只有吃惊，我不知道什么工作能驱使一个人在这时候“争取”来武汉。
后来，思考了不到五分钟的我，随意穿起一件外套，戴口罩，又从鞋柜上抓起了挡风的围巾下了楼，一路穿过楼群奔跑，到了大门口。
我才想起我是出不去的。
我站在亮着两盏昏灯的电动门旁边，这时候，有一辆运物资的车行驶了进来，于是，门卫警惕地让我向后退，大概是怕我忽然冲出去吧。
我只得一边等待电话接通，一边往门外张望。
十秒钟以后，我听见了Frank的声音，他只说了很轻的一个“喂”，然后，我们便沉默着倾听彼此的呼吸。
我站在咆哮的大风里，他对我说：“看见我的消息了吧？”
“你为什么来啊？”
“有一项很重要的考察，别人来了我不放心。”
我深深地吐了一口气，高声问道：“就必须现在来吗？”
“没办法，工作还没到停歇的时候。”
这种特定的困局里，人变得脆弱不堪，Frank的出现，让我像触碰到光亮般惊喜，但更多的是担忧。
即便我正在忘却他。
我在刺骨的冬风里捂着嘴哭出了声，口罩上的水汽和眼泪混合在一起，附近的小区工作人员全都看向我，露出一种同情怜悯的神色。
大概在这个时候，他们也见多了像我这样忽然大哭的人。
“为什么要来啊……”我一边哭一边说。
夜里，Frank找到了同事的车开过来，他不仅仅回了中国、来了武汉，而且，还来见我，我站在电动门旁紧闭的铁门里等他。
不知道他的车停在哪儿了，我看见他跑着过来，穿着一件黑色冲锋衣，和天蓝色的牛仔裤，戴了口罩和护目镜。
我呆在了原地，许久，才抬起胳膊对他挥了挥手。
我哭得转过身去，缓了大概一分钟，再次转过身的时候，他还是站在那儿，他进不来我也出不去，他把手里很大一袋东西放在了地上，高声地喊：“给你的。”
“不要哭，”他说，“很快就会好的，要相信。”
我不住地摇头，又点头，带着哭腔回他的话：“不要来啊，你不要来，万一感染了怎么办……”
“没事，我有——”他指了指自己的护目镜和口罩，说，“要东西就给我打电话，我给你送过来。”
我们不能离得太近，Frank指了指手机，他打了电话给我，我接起来，这样看着彼此听电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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