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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走吧，我正好也走，送你。”Frank的表情有点严肃，抬起手，对我晃了晃车钥匙。
我没站起来，没答应他，几十秒了。
Frank走了过来，在秋千的另一边坐下，他不说话，我也不说话，目视前方，看那些玩得很开心的别人。
我说：“不用了，你先走，我给司机打电话，一会儿就来。”
“我们不可能这辈子不见面，”Frank说，“当作一件平常的事也可以，我根本没乱想什么，你也别乱想，以后还要见的，真的没必要这样。”
我想了想，终于转过脸看向他，我说：“你说得对，走吧。”
虽然我联想了一系列的后果，也曾拼尽全力抵抗，但仍旧很容易地被说服了，上了Frank的车，我问：“你准备怎么瞒？”
“野泽不在，回日本了。”Frank很快答道。
我冷笑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他不在……你就能随便送别人回家了么？”
“这没什么的。”Frank说。
我知道，送我回家的确是没什么的，身边很多互为前任的人都能够像朋友一样重逢、相处、倾诉、和解，但我的确做不到。
哪怕是表面上做到都很难。
Frank问我：“你剪头发了？”
“对，剪短了很多。”说是剪短，但还是比大部分男性的头发长，没染色，黑色带着弧度，露出了耳朵和脖子，比以前的长度利落多了。
“好看，很适合你。”
不知道为什么，Frank总是那么小心地和我说话，把握着每一个界限，丝毫不会越界，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。
Charlotte的电话打了进来，我用听筒接，音量调得很低，她说：“我给他下的任务，今天晚上就好好聊聊吧，其实前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
“嗯，我知道。”
“我知道你没彻底放下，说清楚了以后说不定能做朋友，不然也不可能一辈子躲着彼此，是不是？”
“嗯。”
挂了电话，我从羽绒服口袋里摸出一颗口香糖，于是放进嘴里百无聊赖地咀嚼，心里是杂乱而紧张的，但正如Charlotte说的那样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
我应该放自己一马。
和Frank分开这么多天之后，我明白遗忘是最理想的，也是最不可能的。
可能是白天健身太累，最近又一直吃低卡的东西，因此，晚上那碗面导致我异常困倦，当我还没把一切想明白的时候，我就在Frank的车上睡着了。
不知道睡了多久，醒来之后我看向窗外街景，发现已经是我家附近的街道了，没一会儿，车驶进了地下停车场。
我埋下脸，昏昏沉沉地解安全带，下车之前对Frank说：“谢谢，你早点回去吧。”
“我明天飞法兰克福，”他忽然说，“一两个月之后回来。”
我的脚落在了车外，身体还在座位上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又缓缓呼出来，说：“一路平安。”
“好，一定平安。”
这是Frank今天第一个放松的微笑，我下了车站在不远处，看他把车开走，直至连尾灯都看不见，我把口香糖吐在纸巾里，去停车场的角落里找垃圾桶。
是的，我不得不承认，Frank真正地不属于我了，他只能给予我谦逊、距离、礼貌和恭敬。
现在，此刻，甚至是未来，他都属于别人了。
第64章
（FR. Hilde·Frank）
Ethan在我的车上睡着了。
他嚼了一颗水蜜桃味的口香糖，现在车里全是水蜜桃的味道，一个红灯等了八十几秒钟，我把广播的音量调得很小，想了想，又换了一首适合睡觉的轻音乐。
我把Ethan掉在地板上的帽子捡起来，放在了他腿上。
后来分别的时候，我告诉他我要回德国了。
“一路平安。”Ethan说。
我的视线落在他脸上，后悔过去的几十分钟没好好看看他，我不知道我该不该笑，可能笑得僵硬，笑容的幅度不大，在脸上停滞了一秒。
能感觉得到，Ethan现在那么不想见到我了。
醒来的时候上午七点了，盯着天花板看了许久，我才想起这里已经是法兰克福的隔离酒店了，我再一次回到了想念已久的故土。
巧合般，这次和上次一样，我都是怅然若失的，都是因为Ethan。
我提前准备好了在隔离酒店读的好几本书，像电话编辑一样每天接野泽的电话，偶尔接到家里的电话，我父母问要不要找朋友送一些日用品给我。
野泽终于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札幌，二月份尚有雪落，野泽也终于变成了真正的野泽，我们聊得不多，他总是轻车熟路与我分享在家乡遇到的一切。
“你在那边也很好吧？科隆是不是也在下雪呢？”
我回答：“科隆很少下雪的。”
“是啊，我居然忘了。”
十几天的隔离生活，说长也不长，转眼，我已经乘飞机回了科隆，参与周末家庭聚餐，但和长辈们搭不上话，桌子中央放着丰盛的超大份肉类拼盘，还有鱼、沙拉和各种酒，我爸爸买了一个带水龙头的玻璃大桶，做了一桶的加冰柠檬水。
我表姐的孩子缺了两颗牙，才六七岁，她问道：“Frank，听说你恋爱了是吗？”
我还没彻底反应过来，就被我妈抢了先，她说：“孩子，这个话题现在是禁止的，如果你不想在餐桌上被骂的话。”
小朋友吐了吐舌头，就没再说什么，别人当然不知道我具体和谁恋爱过，只是我妈几个月前跟他们提起过我不是单身。
那时候我还和Ethan在一起的。
我对她报以微笑，其实是在掩饰我的冷淡，一顿饭吃得我快要睡着了，长辈们的天还没聊完，总之，全是我毫无兴趣的话题。
我中途离开了一会儿，去厨房和保姆说话，一位是我认识的，另一位是新来的，她们在擦洗我爸爸的酒杯，整整一柜子全要擦完。
我盯着看了好半天，问：“我能带走一个吗？”
“可以吧，你爸爸应该不会说什么，你喜欢哪个？”年轻一些的金发保姆走了过来，问我。
我回答：“你看……那个，最好看的，很小的。”
“Frank，那是最贵的一个，我和Arendt正打算用猜拳决定谁来洗。”
“我就喜欢那个。”
“你完全可以喜欢，你爸爸的最终也都是你的。”
两位女士哈哈大笑起来，我最终没把酒杯拐到手，吃完了饭，我爸爸和亲戚聊天，我妈妈就来我房间找我说话。
她穿着新买的长袖裙子，仍旧保持着总编的优雅，她原本已经退休了，但又选择了继续做他热爱的工作。
“有什么事？”我问。
“我在电话里也不好细致地问，现在可以问问了，你为什么和Ethan分手啊？”
“是不是每一件事都要说清楚为什么？”
我用反驳的语气提问，坐在电脑椅上转了半圈。
“我没别的意思，”妈妈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，“只是很遗憾还没见过他。”
或许，从这一刻开始，Ethan在她心里已经被划为这辈子不会见到的人，我转着音箱的旋钮，把混响调得弱一些。
我妈妈问：“怎么样？想没想过回来？”
“回来？”
“你还没有在中国安家，我以为你有回来的打算，我还在想，如果你喜欢柏林的话我可以重新装修在那儿的房子。”
“我不喜欢柏林。”我说。
甚至有些匪夷所思了，我能感觉到我妈妈在精心运用说话的艺术，把期望与要求粉饰成猜想，所以说的全是“我以为你……”
“我以为你喜欢的。”
“我更喜欢北京，Judith女士。”我说。
这算不上吵架，甚至算不上争辩，我的确因为Judith女士提起Ethan而心情低落，但还没到要发脾气的程度。
如果要我说起遗憾，那还是和Ethan有关的，没带他回科隆，也没和他度过幸福愉快的好几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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